珠三角第一代农民工老去:还乡留城都尴尬(图)

有人说 他们是雕塑 我不相信 他们的血是热的 他们是鲜活的 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是劳作在城市里的农民工
有人说 他们是雕塑 我不相信 他们的血是热的 他们是鲜活的 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是劳作在城市里的农民工

本报针对珠三角第一代农民工的调查发现,30年来,他们把青春血汗贡献给了城市,如今他们日渐老去步入囧途

2015年7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言人盛来运指出,50岁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和比重都在加快提升,这个现象值得高度关注。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40岁以上的农民工达1.2亿人,占中国农民工的43.8%,差不多占半壁江山;农民工平均年龄已由2010年的35.5岁上升到2014年的38.3岁。

农民工老了。这个群像的侧影,不再是工业园里那些活蹦乱跳的鲜活生命,不再是流水线上那些手脚麻利的小姑娘,而是建筑工地里那些佝偻的搬砖大叔,马路上那些大暑天仍然穿着制服的扫街阿姨。

掐指算来,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第一批进城务工人员不少已年过六旬,他们有的早已回家种田养孙,有的却还盘桓在城市里打工、糊口,“退而不休”。对于“回不去”的那一代农民工,“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愁绪,格外鲜明。

连日来,羊城晚报记者在广州、深圳、佛山与东莞四市,走访了多位45岁以上的“第一代农民工”,试图以田野调查、个案调查结合问卷调查的形式,还原他们的生存、养老现状——他们回家了吗?他们还在异乡打工吗?工作了几十年,他们能像“城里人”一样退休吗?他们能顺利领到养老金吗?他们老有所养吗?

我们的样本里,既有在打工多年的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也有异地领社保回家颐养天年的,当然,也不乏因为缴费年限不满15年而暂时无法享受社保的。“退而未休”是他们的基本状态。记者采访最年长者已过六旬,工龄超过23年;最年轻的也年近50。多年来,他们像城里人一样工作,于法于情,他们都与城市融为了一体,而现实情况却是,他们面前横着几座难爬的“大山”,经济的、社保的、心理的……

此篇报道,谨献给那些把青春血汗挥洒在繁华都市的外来建设者,他们老了,是很多人的父亲,母亲,父老乡亲,虽然他们老了,他们也希望明天会更好……

文/羊城晚报记者 曾璇 杨辉

实习生 余波 欧楚欣 胡丽丽

调查

数据1 老有所养是最关心的问题

羊城晚报记者、实习生用两周的时间,在穗、深、禅、莞四座城市以调查问卷、电话采访的形式访问了100名45岁以上的农民工。本次调查在广州发放40份问卷,深圳、东莞及佛山各发放20份。回收有效问卷总共82份。

受访文化程度以小学、初中的男性居多,如下图:

文化程度:

选项 小计 比例

小学 33 40.24%

初中 45 54.88%

高中或技校 3  3.66%

大学 1  1.2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82 

制表/林春萍

本次问卷调查设置了8个问题,采集的样本虽然有限,却也希望以管窥豹,瞥见第一代农民工在珠三角城市生存现状的概貌。同时,中山大学法学院提供了一份涉及了深圳500多位第一代农民工的民间调研,此调研与羊城晚报开展的调查有数据上的部分呼应,本次调查也部分引用,并作出特别说明。

数据2

环卫工和制造业者多有社保

参与本次调查的被访者中,从事制造业与环卫工作的购买社保率较高,这也是与国家统计局调查的大数据相吻合的(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14年仅16.7%的农民工有养老保险,制造业的参保率最高,也仅达到21.4%;建筑业仅3.9%的工人购买了养老保险)。

记者采访的所有从事环卫工作的农民工,都购买了社保;而从事建筑工种的,则购买社保的比例大大降低,问卷问及有16名建筑工,大多数工人表示,自己所在的建筑公司没有为他们购买社保,但给他们买了意外人身事故保险及工伤保险,由于没有购买五险一金,导致他们的问卷无效。

总体而言,购买了社保的比例达到八成以上。而中山大学在深圳对厂工区的调研显示,购买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达到9成。这说明经过多年多方的努力,特别是《社会保险法》颁布实施后,社保缴纳情况已经大为改观。

1

数据3

八成人对社保落地有信心

第一代农民工虽然不是太了解国家的社保政策,但是说到老有所养的问题,没有一个不关心。

当被问到“您现在工作的企业在给您按时、足额缴交社保方面做得如何? ”满意度约为66%;而有34%的被访者选择了“一般”、“不太好”及“非常差”。相比对企业参与社保的满意度不够理想,被访者对国家政策执行还是非常有信心,逾八成人认为社保政策能落实,仅15%的人对落实执行社保政策显得没信心。

第一代农民工对于现行社保政策,最担心的是“未来政策变化,领不到现在承诺的金额”,数量达50%;也有超过三成的人对异地转保困难表示了疑虑(如下图):

对于现行社保政策,最担心的是什么?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个人缴交占工资收入的比例太高 3  3.66%

企业承担部分不缴足 12 14.63%

未来政策变化,领不到现在承诺的金额 41 50%

异地转保困难 26 31.7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82 

制表/林春萍

调查显示,经过多年的宣传普法工作,第一代农民工对社保的理解明显有所提升,也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一名女工有高血压,需要长年取药,她参加的医保就可以为她分担大部分的药费。73%的人认为现行的社保对生活的保障“有很大意义”及“有一定意义”;高达76%的人在有自由选择权的情况下,表示会继续缴交社保,不过依然有两成左右,表示如果可以选择会退保。

受访者对现行缴纳的社保金额占工资收入的比例(如个人交8%的工资作为养老保险),也大部分持认可态度,超过九成认为比例适中,仅8%左右的被访者,认为过高。

数据4

近两成农民工超50岁

早在2008年,国家统计局就建立了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制度,至今已连续发布了6份报告。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农民工2.74亿人,50岁以上的农民工超过4600万人,比重达17.1%。老一代(1980年前生人)农民工中有三成从事建筑业。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对应的数字仅为14.5%,不及前者的一半。受教育水平、劳动技能及身体条件制约,第一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仅能从事建筑、环卫这样重体力、低技术之类的工作。

以前,农民传统的养老方式有三类,分别是依靠土地、储蓄、子女养老。农民工老了,按照传统的方式,就自然是“解甲归田”了。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传统的模式正在经受巨大的考验。农民工老了,他们的工作、养老、医疗等许多问题都还没有衔接好,特别是在2008年《社会保险法》出台之前就已经在城市苦苦打拼的那些第一代农民工,共享城市发展的硕果并不那么容易。

“全社会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工的问题不仅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他说,学术界和社会舆论这些年来一直在呼吁,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治理结构;同时,只有从法律和制度上切实保障农民工各项权益,才能够让中国的城镇化道路走得更好。

疑问

户外劳动者能否早退休?

在调查中,有环卫工人向我们反映了个案,一名来自四川的农民工,今年已经53岁,早已买够15年的社保,按照正常退休年龄,50岁他早已回老家享受天伦之乐,但公司规定60岁才能退休,他现在每个月仍要继续购买社保,为此他表示不解。相当多的受访者认为,作为户外劳动者,环卫工人不应该和坐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样的时间退休,他们希望国家在制定退休政策应该因工种而定,如女性环卫工人可以50岁退休。

同时,也有多位受访者表示,自己快到了退休的年龄,而社保却远远没有买够15年,如果自由选择,他们会选择退保,但他们也非常担心异地转保政策的衔接问题。退休了才发现社保未买满15年,不知该何去何从,这一问题在深圳显示异常突出。

中山大学法学院的调研同样显示:200多名工龄15年以上的老工人里,仅有一半的人缴满10年养老保险。而且仍然有半数以上的工厂并不是依法为全部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而是有选择地缴纳。

困境

还乡与留城的两难尴尬

肖叶青画了一幅画:画的下方是年轻时候的她和一张桌子,桌子上空空如也,“就好像年轻时候的我,辛苦,贫穷,一无所有”。画的上方,是太阳和燕子,“希望我今后的生活像阳光一样温暖,像小鸟一样快乐自由。”她在画上写了几个字:当我老了。

这是她的一个愿景,不过,她并不知道实现的途径。现实的囧况是:家乡,不甘回去;城市,留得辛苦。

肖叶青曾是深圳一家港资制衣厂的车工。厂子不大,现已倒闭,留下了60余名追溯补偿的员工,其中有9名是像肖叶青这样已达退休年龄的女工。她1995年来深圳打工。31岁时的一头秀发,如今已是花白。见证岁月的,还有她出租屋里的两台缝纫机,十多年时间,这两台机器几乎消磨了她所有业余生活,也为孩子换来了学费与生活费。

回乡:养老的囧况

尽管没工打了,肖叶青不愿离开生活了20年的深圳。没有权威统计数据显示,像她这样还留在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具体有多少人。

他们有的已经举家迁入了城市:一家三代挤在几十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周围也都是他们的乡里乡亲。比如佛山三水,据不完全统计有近万贵州铜仁人居住,他们甚至一个村一个村地迁徙出来,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都有。而在深圳石岩,记者走进了一个湖南邵阳人集中的出租屋群,至少有十个50岁以上的“第一代农民工”在这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用了多年时间含辛茹苦地把自己的血汗钱拿回家盖了房子,可说不清为什么,他们的孩子甚至他们自己,都不愿意回去。

肖生解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已经六十有二,1996年进了深圳宝峰印刷厂,一直未曾跳槽。他老伴也在这个厂工作了13年,同样没有买过社保。老肖是个技术公认不错的电焊工,连老板家里的防盗网都是他亲手焊的。

长期的劳动在他身上留下了许多印迹:双手粗糙、关节粗大,手指无法伸直,常常咳嗽,有时带血。治病要钱,家中老母要赡养,如果不是发现疑似尘肺,两个月前年逾花甲的他还在继续打工。

老肖和其他的第一代农民工向记者一一诉说不回去的原因:辛苦了一辈子才发现养老保险没买够15年,怎么都要等政策下来交完保险领到养老金才走;自己回去了,子女不回去,孙子们又成了留守儿童;城里打工,怎么算都还是比在家种地划算;老家的人都出来了,回去也没什么伴儿;生病了还是大城市医学发达;习惯了这边的气候,冬天舒服……

一言以蔽之:回乡养老,不得不面对经济上缺乏收入、生活上缺乏照料、人际交往上缺乏乡情、公共设施与服务缺乏完善以及农村“空心化”等种种窘境。

留下:社保续不上

社保是他们心心念念不愿离开的重要原因之一。

记者采访中发现,第一代农民工缺乏了解政策的途径,当年,他们中的不少人对政策的懵懂与不信任,有的质疑为何要扣掉8%的收入,更多的质疑老了拿不拿得回。2007-2009年,珠三角城市曾掀起的外来工退保的大潮正是这种质疑的直接反应。

据深圳社保中心统计,2008年该市近500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但当年退保的人数多达83万人;而东莞2007年就有超过60万人次办理了退保手续,一天最多时退保金达30多万元。“那时大家都在问,可不可以不买,而且很多都认为交了以后就退不了了。”肖生解说,许多工人都是到快退休时开始关注养老保险,比如他自己,工作了17年,到退休时才发现,厂方只给他买了五个月的社保。

而对于肖叶青,工厂的倒闭,使她补缴养老保险的希望也落空了。7年半的养老保险依然放在社保站,尴尬的是,这笔钱不知如何是好。由于城乡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操作问题尚未解决,无法转回老家;由于深圳市出台的相关规定,补缴社保只有两年的追溯期,所以她目前也补缴不了。她和肖生解都打起了官司,希望能通过法律手段,为自己争取养老金。

深圳市的有关规定虽然允许企业与工人协商补缴,但两年的追溯期与“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额”大大增加了工人们与企业协议补缴的难度,一名工人粗算了一下,10年的补缴金额为3万,而滞纳金则高达10万。

事实上,即使工人与企业达成补缴协议,目前来看,他们依然无法实现养老夙愿。

法律界人士认为,深圳较突出的第一代农民工不愿放弃养老金回乡的原因在于深圳的地方性法规。《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这里的“责令”,并没有时效限制;而深圳则出台了一个“2年”的时效限制。

中山大学法学院讲师黄巧燕介绍,“2年”的追溯期,也许法律依据来自《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2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但是,她认为,上述规定只能要求劳动监察部门以责令方式强制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时效为两年,但该规定不能说明社会保险费只能、只应当追缴两年。

多位法律界人士认为,深圳社保补缴的细则至今尚未出台,如果出台,地方法规应与上位法相衔接,以更好地解决劳资矛盾,同时解决第一代农民工悬而未决的社保补缴问题。

期盼

像城里人一样退休

在广州和东莞,已陆续开始有第一代农民工领到了养老金。他们实现了像城里人一样退休的梦想。

湖南籍环卫工何杏平一直记得2014年3月3日,那天,她在广州领到第一笔退休金,1233.76元。金额虽然不多,但作为首批在广州退休的外省务工人员,能“像城里人一样退休”,她感觉自己15年的辛苦也算是有所回报。举着退休证,她对着摄影记者的镜头笑开了花。

她向记者出示了自己保留多年的工资单,从1996年起一直到2011年退休,厚厚的一沓工资单已经泛黄。从最初不到200元,到2005年实发工资终于上千。

个案

领着退休金 做着小买卖

在番禺几家鞋厂干了23年普工的李荣,觉得自己也是幸运的一员。她交够了15年的养老保险金,现在退休了,每个月都能有1280元的养老金。她和丈夫在番禺租了一间小小的出租屋,退而不休,和朋友一起经营起一家小超市。虽然辛苦,但以前都是给老板打工,现在是给自己打工了,说起来,李荣脸上扬起了笑意。

想当年,她每天早上7点半上班,凌晨3、4点下班,持续地加班与工作让她疲惫不堪,“为了防止在工作时间睡着,我们都是工作一段,赶紧跑去用冷水冲脸、冲身上,浇醒自己,一晚上就这样重复。”当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270块钱时,觉得一切付出都是物有所值,李荣非常兴奋:“这在老家根本不可能的,在老家我做缝纫,平均一天才两块钱”。回忆上世纪90年代的打工生涯,李荣觉得有苦有甜,居然二十多年就这样过了。

她之所以在广州没有走,是因为她的丈夫只交了11年的养老保险,每个月必须去南村镇社保局交800多块钱,还要交4年,他才能有养老金。为了这笔养老保险及日常的开销,50多岁的丈夫选择在建筑工地上做杂工。年纪大了,身体大不如前,最近常下雨,李荣的丈夫在工地无处躲藏,反复淋雨后的代价是卧病在床好几天。如果几年后,她丈夫也有养老金,不用干活两人加起来有三四千元,“日子好得简直不敢想象”。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徐晖明副教授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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